"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对的?"这也许是古希腊人提出的哲学史上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。今天,人们似乎可以在"可错性"原理中找到它的答案,功劳应当属于波普尔。 波普尔(Karl Popper)这个名字,很多中国人已经熟悉,西方有人称他为"继康德以来最有影响的当代哲学家"。他的成就主要在两个方面,一是认识论(Epistemology),二是科学哲学,不仅涉及科学与哲学,而且涉及政治、艺术和宗教,尤其是对本世纪科学理念的转变,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 文艺复兴以后,尤其是牛顿万有引力的发现,不仅解释了天体运行,而且导致了海王星的发现。科学被举得至高无上,哲学则退而承担审视的角色。 回顾一下现代科学的哲学争论,演绎法和归纳法是现代科学大厦的根基,而这两大支柱却有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。演绎法必须有一套前提假设,如欧几里得几何,而这些假设与实际观测可能不符。归纳法似乎更受尊敬,它要求反复观察和验证,从而确定普适规律。早在十八世纪,休谟(David Hume)就指出,有限的实验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观察来排除将来有一天会出现"例外"。因此,归纳法是不充分的。 打个比喻,假如你发现了十万个苹果是绿色的,从而归纳出苹果是绿色的;但是如果第十万零一个是红苹果,这个"绿苹果理论"就会被推翻。 然而,从宏观到微观,随着人们观察范围的急剧扩大,科学规律屡试不爽,归纳法的地位依然稳固。康德试图证明,科学家不可能在观察中找到真实世界的普适规律,和过去一样,不过是创造了假设并强加于真实。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成功,似乎再一次证明了科学的胜利,从而重创了康德的尝试(\"波普尔:批判理性主义者、现代哲学家\"《国家评论》1995年12月25日)。 二十世纪初,波普尔介入这场冲突是他最重要的著作《科学发现的逻辑》(1959)。他接受了休谟对归纳法的批判。波普尔认为,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评判我们的理论是否反映了真实的世界。科学同其他知识形式的区别在于,科学把它的理论置于可被观察所推翻的测试。当有竞争的理论出现时,科学家选择那些与观察的真实最一致的理论,而放弃逊一等的理论。尽管我们不能确定现在维持的理论是否真实,但它比过去的理论更接近真实。其中,最著名的是波普尔"可错性"原理(Falsifiability)。 这一原理指出,在真实和错误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,没有理论可以被证明是对的,但有些理论可以被证明是错的,科学由此而介定。因此,科学就是还没有被证明为错误的理论。 ?
波普尔科学理念的树立,一石激起三重浪。首先激起论战的是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。波普尔1957年曾经断言,心理分析不过伪科学而已。佛洛伊德派声称心理分析可以解释任何可以想象的人类行为,因此所有临床观察都可以构成有利于它的证据。波普尔则认为,这实际上是绝缘于经验的验证。科学理论的特征就是容易受到被观察事件的责难。如果绝没有任何可想象的观察与心理分析相悖,那么心理分析也就无法被确认,因此科学含量为零。这一争论持续至今,不过大部份心理分析者保持沉默,或回避争论。 创造论和进化论围绕"可错性",展开了持久论战。有人指出:进化论是一个经验的假设。它不可能被证明是对的,但至今也没有人反证它是错的(《泰晤士报》1998年6月20日)。持创造观点的人一方面称赞波普尔"削弱"了科学的力量,另一方面则抱怨他公开为进化论辩护。 实际上,"可错性"也给科学与宗教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限,科学认为自己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,而宗教则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。为了获得真理,科学必须向自己挑战,宗教则认为真理在握,大可不必自我挑战。 "可控实验"比以往更加受到社会的关注。尽管波普尔本人对科学实验了无兴趣,甚至有人嘲笑他只是陶醉于"可错性"的概念。然而,根据这一概念,可控实验多多少少充当了"科学测谎器"的角色。十六、七世纪以前,西方人在亚里士多德哲学里寻找解释自然的依据,而现代科学则是在实验中发现因果关系。今天,可控实验也是判别真、伪科学的主要依据。我们常说"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"。如果是"验错",与"可错性"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如果是"验对",可能会大谬不然。 为了消除归纳过程,波普尔设计了自己的科学方法论:就是科学家一方面要提出大胆的猜想,另一方面要实验测试和无情反驳,并将错误的理论抛出科学体系,即"猜想-删减"模式。因此,"科学又是一个从错误中系统学习的过程。"一些科学家声称,波普尔的科学观点让他们受益匪浅。如诺贝尔奖获得者、生理学家John Eccles认为,正是由于"可错性"原理给他带来了灵感和鼓舞。科学界一般认为,"可错性"原理大体具有理论深度,却又不乏可操作性。 相对来讲,波普尔的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渗透小于对自 |